邹华衍，又名邹北珍，曾用名邹荣。1916年生于水头王田村一个农民家庭。因当时家庭生活贫困，随父母迁往广州谋生。少年时在广州读书，是一位勤奋学习、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1930一1933年，先后考入广州市立师范学校附属初中和广东勷勤大学附属高中(勷勤大学的前身是广州市立师范学校)，1936年高中毕业，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邹华衍思想敏锐，眼光远大，富有正义感，且办事认真，生活俭朴，待人和蔼可亲。他从小接受进步

　　思想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。他的家(指在广州的住处)是当时广韶连同学会佛冈青年的聚会点。1927年，广州起义失败后，参加起义的同志有的被拘捕，有的被杀害，有的逃往别处，而佛冈的青年学生廖鉴铭就是隐藏在他家，才幸免于难。邹华衍从小就在心灵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

　　1935年12月9日，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形势下，党领导北平学生发动了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。这个行动立即得到广州学生的热烈响应，邹华衍也积极参加。1936年1月9日，广州各校学生举行第三次全市大游行，邹华衍在这次示威游行中，满腔激情地发表演说，义愤填膺地说：“蒋介石利用刺刀、水龙屠杀爱国者，妄图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，但是北平学生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只能把全国抗日救亡的烽火点燃得更炽热、更广泛，抗日的高潮很快就要到来。”

　　1935年暑假前夕，勷勤大学邀请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到校演讲，讲了“关于新文字”方面的问题。后来邹华衍根据陶行知先生的讲话，在学校里和几个同学发起组成“新文字研究会”，并与当时社会上几个性质相同的学社共同进行研究，编写出第一个“广州话拉丁化方案”，作为写文章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的工具。一次，由于他把一本《汉语拉丁化草案》借给军阀陈济棠的海军军官学校的一位好友时，被反动军阀发现而将他逮捕。

　　邹华衍在监狱的20多天里，受尽各种残酷的审讯，但他意志坚强，坚贞不屈，应付自如，故敌人抓不到任何把柄，后来通过学院院长林励儒的关系将他保释出来。

　　1935年8月，“中国青年同盟”成立。经过3个多月的活动，先后在广雅、教忠、金陵、女师、女中等几间中学分别发展了3人、3人、5人、5人、7人的秘密抗日小组。当时谭丕桓与邹华衍同在“中青”一个小组工作，曾谷同志也是邹华衍发展的“中青”成员之一。1936年6月至10月，“中青”先后发展党员100多人。同年10月，广州市委恢复成立，绝大多数“中青”成员转而加入党的组织，“中青”组织活动停止。

　　1936年夏，邹华衍第二次被捕。这次被捕的原因是他到广雅中学学生刘某家里座谈(刘家是当时秘密机关)，刘某当时是进步学生，是抗日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，不属“中青”组织。到刘某家去座谈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他的关系，在他们的组织中继续开展“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”的学习以及推广，并且想借用他们的油印机，把他编好的第一期资料印好。后来这个秘密机关被国民党密探发现了，以致领导人全部被捕，邹华衍也未能幸免。当时受牵连而被捕的学生有四五十人，由于被抓的学生甚多，监狱一时容纳不下，便把邹华衍与曾谷(20世纪80年代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、省直属党委书记，现已离休)两人囚禁在刑场里。尽管敌人把所有的酷刑都用上了，但仍得不到口供。后来因敌人满足于破坏了广雅的秘密组织，就没有再继续审下去了。最后曾谷被判刑5年，邹华衍因被捕时手上无物证而获释放。

　　邹华衍出狱不久，又继续参加了由丘萃藻、李科等组织的“浪礁剧团”和“市歌咏团”，并且是“浪礁剧团”的负责人之一。

　　为了继续扩大队伍，争取更多力量，1936年冬，邹华衍从广州自筹路费回到佛冈进行革命活动，着手在佛冈创建党的组织。回来之后，在知识分子中物色进步人士，并利用与原佛冈中学教师邹世敏是同村同姓的关系，到该校讲课，宣传当时的政治形势。还在培基小学找到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家的廖鉴铭(又名廖犀铭)，廖鉴铭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家乡情况。为了在培基小学师生中广交朋友，他和廖鉴铭在学校推广“新文字拼音法”教学，得到廖树芬校长的大力支持，拼音识字经试教后，效果很好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又进一步发动进步教师和社会上一些文艺爱好者办起了一个“闹钟剧社”，用文艺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

　　剧社成立后，邹华衍负责编剧和导演。当时剧团编的剧目有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王大伯借债》《大汉奸殷汝耕》等。由于节目是写民众、演民众，为民众服务，故深受群众的欢迎。各地纷纷向剧社发出请柬要求他们去当地演出，而且之后不断有进步青年和文艺爱好者要求参加剧社，剧社后来发展到近百人。

　　1938年初，广东抗先总部派邹华衍和周锦照率领独立第一支队，到广州土华乡和长湴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。与此同时，他还经常与廖鉴铭联系，不断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工作情况，鼓励他们发扬革命优良传统，争取恢复党的组织关系。经过考验，邹华衍回到佛冈重新吸收廖鉴铭和刘健芸入党。

　　1938年春，中共佛冈一区特别支部成立，邹华衍任支部书记。支部建立后，以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发展党员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一区发展党员二三十人，扩大了组织力量。

　　邹华衍在广州市是负责“抗先队”工作任务的。建立一区支部后，他的革命活动更加繁忙，经常往返于佛冈和广州之间，向党员和群众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、共同抗日的主张，宣传抗日救国形势和任务，团结当地上层人物和做好乡绅的统一战线工作。

　　广州沦陷后，邹华衍被编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北江区118队。这个队的队员有陈秋容、饶璜湘、李玉华、李景星等十多人，其中大多数是党员，由广州撤退至四会县城，编入省战时工作队。从四会回到佛冈后，邹华衍凭着自己是当地人、熟悉情况的条件，以战时工作队领导人的身份与国民党佛冈县党政机关建立联系，取得了佛冈县县长周正之的信任，出任佛冈县战时动员委员会秘书职务，利用合法的地位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他在家里举办党员学习班，提高党员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;深入农村，组织抗日自卫团;举办民众夜校，筹备建立佛冈县“抗先队”。同年底118队撤出佛冈返回曲江集中，邹华衍继续留在佛冈工作。

　　1939年5月初，广东省委派谢永宽到佛冈，成立中共佛冈区委会，统一领导佛冈党组织(此前，一、二区党组织是无联系的)，邹华衍任组织委员。9月间，根据北江特委指示，在北江特委委员谢永宽的主持下，成立中共佛冈县委员会，邹华衍任县委书记。10月间，邹华衍参加南雄省干训团基层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，结业后回到佛冈时，正是粤北抗日第一次大捷的前夕。为了发动群众，迎击日寇进攻，他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，号召全体党员带头参加抗日自卫队，掌握抗日武装。当日军败退路经佛冈时，他亲自率领抗日自卫队到诚迳洋布塘等地布防迎击敌人。

　　1940年春，反动逆流猖獗，国民党佛冈县党部的黄祥光及邹适等人，极力限制“抗先队”的发展，原计划成立佛冈县“抗先总部”，后也不准立案办理，并借口刁难抗先队员，停发活动经费等。由于邹华衍工作卓有成效，也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尤其是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汉魂邀邹华衍陪同自己到县内各地视察，慰问第一次粤北大捷的有功人员以后，更加引起顽固派的妒忌，因而千方百计限制邹华衍的活动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邹华衍为防止敌人破坏活动，称病在家，不再露面，专心致志地整顿党组织和做提高党员觉悟的工作，并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，坚定他们的革命意志。

　　同年7月，邹华衍在水头王田村背后鲤鱼冲茅屋办了一期党员学习班，开展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和党员气节教育。他指出：“国家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险关头，共产党要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阶级和阶层，保持高度警惕，为党的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要绝对保守党的秘密。”同年秋，他受北江特委调派到三水芦苞开展工作。为了在三水芦苞站稳脚跟，他与廖鉴铭筹集一笔资金在芦苞开设一间“汇江盐行”，作为地下交通联系点。当时正是三水沦陷后的两三天，情况相当复杂，处于国民党、日寇、汉奸共同包围的环境中。

　　一天，工委派邹华衍、叶启藻(中共党员)打入南海黄洞、小榄一带的国民党广州市区游击第七支队黄侠生部队去，以改造黄侠生的部队(当时邹华衍是其中一个中队的政训员)。在执行任务中，他在三水芦苞通过国民党暂八师的一个检查站时被扣审查。当时他身上带有党内的秘密文件，便急中生智借口说要去小便以图脱身。狡猾的敌人派人盯梢，发现他把文件撕碎扔到尿缸里，从而引起对他的怀疑，立即把他押送到暂八师所在地囚禁起来。同年4月，邹华衍被转押到韶关芙蓉山脚七战区军法总监狱看管。1942年5月，邹华衍在韶关芙蓉山监狱遇害，年仅27岁。

　　(本文整理者曾任中共佛冈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)